【卷首语】
精耕细耘的宗风
冯学成
“本自无心为雨露，何曾有意泄天机”，禅宗，对人们来说，至今仍是个谜；而历代祖师，至今也是一个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道的本身就是谜！
在中国佛教史中，影响最大，并得到充分发展的宗派首推禅宗。若从盛唐时的六祖慧能大师算起，历朝历代，禅宗都是中国佛教中的主角，其声势和力量远远超过了唯识、天台和华严诸宗。一千多年来，禅宗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是崇高的，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挑战，也没有人对它有过什么怀疑。但在近代，随着唯识学的复兴，佛教内理性主义加强，对禅宗的质疑也就随之而来。
禅宗号称“教外别传”，教是佛教的经教，也就是以经、律、论这“三藏”作为理论体系和实践的依据，也是佛教立教的根本。禅宗既是“教外别传”，它的行为就不受经教理论的规范，也不求在经教中去寻求依据。加上唐代后期禅宗完全抛开了“藉教悟宗”的“如来禅”，而别标“超佛越祖”的”祖师禅”，更使禅宗和经教的联系纽带断裂。但那时唯识、天台、华严这几家以经论传家的宗派已经衰落，禅宗“祖师禅”的形成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力，加之“祖师禅”本身也是光芒万丈，人们趋之犹恐不及，哪里还谈得上去怀疑呢？何况”祖师禅”本身对因循经教就不屑一顾，甚至大加斧钺。在会昌法难之后，唯识、天台、华严在丧失了立宗的典籍之后，自己就尚失了立宗的依据，又哪里还有力量来对禅宗质疑呢？
佛教是生命之学，是心性之学，而且是实践的生命和心性之学。如果仅作为学术对象来作研究，就失去它根本的意义。禅宗的产生，原本就是对佛教学术化的一种救弊之为。禅宗自称佛心宗，它要求众生之心升华——回归于佛心。这种升华——回归，是存在于人的生命和精神之中，而不仅仅停留于认识的层面。
禅宗的方法，类似于老庄的“弃圣绝知”，甚至更为彻底明白。因为老庄所“弃”的圣人之道是儒家的，不是自己的。而禅宗所“弃”的，恰恰是佛教自身经千年发展和积累的那一份庞大的精神成果。禅宗认为，这些成果恰恰是向佛心升华、回归的障碍和累赘——释迦牟尼成佛时何尝有这么多的累赘呢？
理论需要完备和尽善尽美，而实践则需要简捷明快，这是佛教修行中所遇到的矛盾，一个佛教内的二律背反。学佛需要经教作为理论的指导，没有佛教理论作为指导的修行决非佛教；另一方面，理论的东西又绝非真正意义上的佛教，理论并不能使人成佛，佛教经论往往成为“见障”、“所知障”，是修行实践中的大敌。唐代禅师似乎意识到了这个矛盾，以至有“依经解教，三世佛冤；离经一字，如同魔说”之论。
在禅宗内各宗之中，曹洞宗是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的。在洞山禅师之前，圭峰宗密大师身为禅宗（荷泽宗）和华严宗两宗的领袖，作了百卷之富的《禅源诸诠集》，力求禅教一致，但会昌法难，百卷之作也仅存一篇《都序》。在洞山禅师之后，法眼宗的开山祖师文益禅师，也力倡禅教一致，并在五代和宋初兴盛一时。但宋真宗之后，也因法脉不传，终归于寂。
相比之下，曹洞宗则幸运得多。洞山禅师虽未大倡禅教合一，但其所作的《宝镜三昧》及纲宗诗偈，却有着浓厚的“教”的成分和气息，并且千余年来，传承不绝，给后世以极大的影响。
洞山良价禅师是曹洞宗的开山祖师，也是中国禅宗史上最为杰出的几大祖师之一。他那传奇般的生命历程和谜一般的精神历程，至今仍使众多的禅学爱好者神往。只要翻开《五灯会元》的有关章节，或细阅大藏经中的《洞山禅师语录》谁能不为之倾倒呢？
洞山良价禅师，俗家姓俞，会稽（今浙江绍兴）诸暨人。生于唐宪宗元和二年（公元八○七年），卒于唐懿宗咸通十年（公元八六九年）。洞山良价禅师经历了唐武宗灭佛这一非常时期。发展到巅峰的唐代佛教，在这次沉重打击之下应如何生存发展，是洞山禅师及当时一大批杰出佛教大师所共同面临的任务。禅宗可以说是当时的必然，也是历史的唯一选择。
洞山禅师六岁时出家，依止马祖和石头和尚的弟子灵默禅师，以后又参礼南泉、沩山等禅宗泰斗，最后归心于石头系下的云岩昙晟禅师，并见道开悟。后又多方参访，最终在洞山建立道场。
建立道场并不等于建立宗派，要在禅宗内建成一个独立的，为大家认可的宗派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它必须有自己稳定的道场、徒众，还须有连续的传法法统，最重要的是，必须有自己的宗风——不同于其它宗派的特色和风格。对此，洞山禅师通过他的禅修和教化的实践，建立了“五位”、“回互”之说，并在《宝镜三昧》、《玄中铭》、《新丰吟》中，以诗歌的形式使之广为流传。当然，洞山禅师的“偏正五位”、“功勋五位”、“三渗漏”等歌诀，更是集中地表达了曹洞宗的宗风特色。曹洞宗的形成与当时的沩仰、临济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。几十年后云门和法眼两宗建立，禅宗内就形成了“一花五叶”的繁荣局面，但曹洞宗一直是其中的重要角色。
中国，乃至全世界的禅宗，如今只有临济与曹洞两家仍有传承。“临济将军，曹洞农夫”，临济禅风，波澜壮阔，乃为激箭似的禅风，或棒或喝，剿断人之情识，迅猛刚烈，是为将军。而曹洞禅风，细腻绵密，乃为精耕细作似的禅风，软语商量，如春雨润物，是为农夫。
自宋代以来，中国人重文轻武，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。故刚烈迅猛的临济禅，也不得不转化为话头禅，乃至念佛禅。而“郁郁乎文哉”的曹洞禅，虽门庭日狭，但其风化，却深深地契入了临济禅，乃至士大夫们心中。这从中国唐以后的诗歌、书画中可以找出无穷的证明，中国诗歌、书画，似乎是自觉地、本能地与曹洞宗的“偏正”、“君臣五位”结合在一起，特别是与那“回互”、“明暗”结合在一起……
读禅宗的语录、公案难，读曹洞宗的语录、公案更难。因为有如仙家丹鼎秘诀一般的偈颂术语乃曹洞家传的风尚，它自成体系，别有洞天，要破译出来决非易事。何况禅门有一明训，即“向上”之事不可说，更不可说破，而必须留与当人自己去破关斩将，以期真参实悟。禅宗的历史的确如此，从来没有说白了的禅，也从来没有公式化的诗。况且，没有悬念，不给学者留下独立的思维空间，也决非佳品。
话说回来，禅宗语录，均为当时的白话口语；禅门诗偈，也多为当时的白话诗，甚至是打油诗，——佛门教化，原本尽量平易近人，所以比之《水浒》、《红楼》，行文还要平易。只不过其中内容皆为描绘无上菩提、清净禅心；或作向上提厮，或是随机应答，纠偏矫正，不是有一番禅悟体验之人，是决难把握其中情趣的。
中国的历史传记大多过于简略，而宋代以来所撰写的高僧传尤为简略，其中当然包括洞山良价禅师。在著名的《宋高僧传》中，洞山良价禅师的传记仅有二百四十六字，人们又怎么能从其中了解一代祖师的行履与事迹呢？《五灯会元》是语录体的禅宗高僧类传，既是语录体，当然就重在录言而鲜以录行了。而《洞山语录》本身就是语录，其内容不过比《五灯会元》多收了几条语录，并把与洞山禅师有关的人事关系——散见于《五灯会元》其他章节中的内容汇集到一起而已。《洞山禅师语录》中，除去重复的，仅有一万多字，而且多为随机应答。
那么，这十几万字的传记又如何去描绘洞山大师的行迹呢？一代祖师之所以是祖师，必有其启蒙、参学、修行、悟道及接引众生的化度过程，当然更有其师友徒众等种种人事关系。这些过程和关系，就结成了一张无形的精神光网，而每一条光丝，每一个光丝结，都是那样的富有魅力，并映射出无穷的境象，使人留连难返。顺着这精神之光照耀之路走下去，可以写成厚厚一册。不过，要忠实于祖师的本来面目，不能画蛇添足，更不能指鹿为马。
因此，笔者撰写本书的原则是：参照有关资料，略则详之，详则略之，这一原则，恰好与曹洞宗“回互”之旨相应。笔者认为，洞山禅师幼年及青年求道这一过程，是其一生最为闪光之处，素材少，故细加描绘。而洞山禅师出世说法，乃其道心自然流露，素材多，就不必另外铺张。而有关洞山禅师的重要思想，如“五位”旨诀、《宝镜三昧》等，因属曹洞传宗的重要文献，加之文字不多，故全文录出，略加提示，以保持其本来面目。
读书贵在以心来读，禅宗史传资料，稍不留意，就会在其中迷失方向，如洞山禅师的老师云岩昙晟禅师与道吾宗智禅师的生卒年月，船子和尚与夹山善会禅师相见的年月，沩山道场开办的年月等等，高僧传和《五灯会元》是各说各的，两相对照难以契合。而这一切，都必须在洞山禅师求道过程中加以交待，这都是平常读书时难以觉察的。但一涉及到洞山禅师传，这些疑点，也就自然随之清晰了，这也算是笔者撰写本传时的意外收获吧！
笔者学佛多年，也写过不少文字，但撰写小说体高僧传却是第一次。如果读者诸君能够从中看到洞山大师的一生行迹，感受到其伟大的僧格人格，窥见其思想的玄微闪光之处，那么，我就深感欣慰了。
书稿完成时，恰逢四川省佛学院第二届学僧毕业，笔者曾有诗相赠，兹录于此，作为这篇“开场白”的结语吧！
诵经念佛了晨昏，遣意将心岂足论？
檐下曾听春雨滴，虚空犹自染苔痕。
